中新（重庆）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实施第五年，中新金融峰会召开第三届。“金融科技”在中新进一步合作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？《重庆专访》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，为您解读。

何海峰主任指出，今年中新金融峰会召开的时间节点十分特殊，尽管受到疫情影响，但历时8年的RCEP在此时正式签订，加上习近平主席正式宣布中方对加入CPTPP持开放的态度，这是开放、合作、贸易自由化非常重要的信号。

记者 翁弋然：现在再来看已经运行了5年的中新（重庆）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，它有怎样特殊的意义？

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何海峰：中新互联互通项目，是中国和新加坡，实际上这也是RCEP中间最重要的两个极。回顾近期世界经济包括贸易的变化，存在着很大的复杂性、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。但是中国和新加坡、和东盟国家坚定合作，代表了主流、代表了正确的方向。这也是国家把中新合作的第三个项目，而且是全境的互联互通放在重庆的重要原因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整个中国的西南地区与东盟接壤，其中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，正处在“一带一路”与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上。与此同时，随着“西部陆海新通道”的进一步打通，重庆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更是占据了独特的区位优势，2019年，东盟已经成为了重庆最大的贸易伙伴。而贸易来往离不开金融服务，当前，重庆正在积极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，新加坡作为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，因此，“金融服务”领域的合作，在中新（重庆）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。

翁弋然：这两年，您的关注点一直都没有离开“金融科技”。去年是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，今年是金融科技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。能不能给我们通俗地讲一讲，什么是金融科技？

何海峰：比方说，我们说这个ATM机。按照美国前央行行长保罗沃尔克的这个观点，他说在他看来，整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金融创新，最大金融创新就是ATM。实际上，我们现在知道，中国的ATM总量是在下降的，因为它这个技术太传统了。我们已经超越它，就是到了支付宝的阶段，这是一个更大的移动的ATM。那么下一步，数字货币又到了一种更新的技术。

翁弋然：今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，在中新（重庆）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，有没有哪些金融科技的应用能够助推这种数字经济的合作？

何海峰：首先就是支付，本国之内的支付能不能跨出边线，进行双边、多边和区域的合作。比方说，中国也推出了我们自己的大额跨境支付系统，CIPS已经到2.0了，技术也很先进，在“一带一路”、在东盟都有一些使用。比方说，所有的商品给它做了编码，给它上了链、可以追溯，然后双方基于银行这个账户的可信性，再加强保证，然后选一个便捷的支付工具，可以瞬时就实现效率、安全，成本的节省是非常大的。

截今年10月，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，重庆与新加坡人民币跨境收付累计实现367.9亿元，新加坡成为重庆第三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境外地域。但支付只是三年来中新金融合作成果的一个缩影，在重庆和新加坡金融“点对点”的带动下，中国西部省份与东盟已经形成了“面对面”合作的金融双向开放新格局，而金融科技也必将为中新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赋能。

翁弋然：我看到一个说法是，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，越来越取决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，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？

何海峰：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。因为金融中心从历史实践上来看，称得上金融中心呢，有两个必要条件。一个是它是一个大的城市。第二个条件，就是得有一个金融市场。那么科技呢，对于这个金融中心的作用在于什么呢？是基于它对这个区域、对这个城市的经济产生了影响，但它都不会直接导致金融中心的诞生。

翁弋然：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两个经验，重庆现在也在建内陆国际金融中心。首先，大城市这个标准重庆应该是具备的，那第二个金融市场，重庆现在很明显不具备像沪深一样的股票交易市场，重庆的金融市场要怎么去完善？

何海峰：重庆的这个金融市场，可能要还是要走接地气、立足重庆的这样一个方面。比方说，我们做中新互联互通项目，有货物的、有贸易的，就会涉及到保单的问题。那么，保单也作为一个具体的金融产品，它实际上是可以去认证，甚至可以去交易的，这就又构成一种金融市场。所以，重庆和中新互联互通（项目）完全可以借助这个项目下的合作，所要求的、所带来的金融的需求，走一个功能型的金融市场的建设，并不一定一定要像上海一样、深圳一样，也要建股票的交易所。

翁弋然：那么重庆未来建设金融中心的着力点，是在完善一个金融市场，还是去更大力度地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？

何海峰：从现在的政策实践上，重庆的金融科技的发展就是按照金融中心这个要件来考虑的。第一个是已经抢先了一步，我们做金融科技的认证中心，这是全国的第一个放在了重庆。另外还有一个，因为金融科技，中国第一批的10个省市的试点，重庆也在这里边。将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重庆这个内陆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金融科技中心。